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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佐治亚理工学院官网

张天琪撰稿

2024年9月6日，佐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Tech）宣布终止参与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GTSI）。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是佐治亚理工大学与天津大学的合作项目。 2016年12月，佐治亚理工学院与天津大学、深圳市政府达成协议，正式启动在深圳建设学院。

从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监管信息平台可以查到，天津大学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已获批，是教育部认定的中外合作办学单位。该项目有效期至2036年12月31日[1]。

2020年12月，美国商务部将天津大学列入实体清单，该清单列出了被视为美国国家安全问题的外国组织。作为一所获得美国国防部大量资助的大学，佐治亚理工学院的安全问题更加敏感。作为对审查的回应，佐治亚理工学院决定不再启动计划中的博士课程，并将学生人数限制在原计划的10%。但佐治亚理工学院并没有立即退出，而是继续观望[2]。

据路透社报道，佐治亚理工学院发言人Abigail Tumpey表示，自天津大学被列入实体名单以来，佐治亚理工学院已对该项目启动自查，并一直在评估。在中国有自己的地位。但这种谨慎态度无法避免政治批评[3]。

今年5月，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新任主席开始针对佐治亚理工学院，致函佐治亚理工学院校长，要求该校详细解释与天津的所有合作大学。

天津大学与佐治亚理工学院合作的研究进展成为政客集中攻击的目标。今年1月，佐治亚理工学院学者Walter de Heer与天津大学纳米颗粒与纳米系统国际研究中心合作，研发出全球首个功能性“石墨烯半导体”。

中国特别委员会声称这项技术可能应用于量子计算能力。他们还援引媒体的说法称，这项技术可以帮助中国突破美国对先进半导体的束缚[4]。

校方解释，佐治亚理工学院深圳分校的工作重点是教学而不是研究。佐治亚理工学院深圳分校不向中国进行任何研究、促进技术转让或提供联邦资金。佐治亚理工学院教务长兼负责学术事务的执行副校长表示，国会提出的问题“完全没有道理”。

然而，鉴于国会正在考虑实施新的限制措施，禁止与实体名单上的公司合作的美国机构接受联邦资金，学校决定终止合作关系。 “对我们来说，情况已经改变”[5]。

中外合作项目陷入夹缝

佐治亚理工学院的事件只是一个开始。 9月23日，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发布报告，指责中美合作研究推动中国实现高超音速武器、人工智能、第四代核武器技术、半导体技术等军民两用、关键和新兴技术。进步。

这份报告中，清华大学-伯克利深圳学院（TBSI）、佐治亚理工学院深圳学院（GTSI）、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SCUPI）等中美合作办学机构被点名批评。

报告认为，这些合作项目已成为美国关键技术和专业知识向中国转移的重要渠道。参与合作办学的美国学者赴华开展研究合作，为中国学者提供咨询，教授和培养中国研究生，并与中国企业在专业领域开展合作。这已成为怀疑知识转移的一个理由[6]。

这与已终止的中国行动计划相呼应。接受美国资助的学者也被怀疑和指控向中国转移知识和技术。不过，《中国行动计划》主要针对的是在美华人学者。这次，针对的是在华的中美合作机构。

但考虑到地缘政治敏感性和来自委员会的压力，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告知委员会，它“已经开始放弃TBSI 的所有所有权”，并且“处于解散联合法律实体的早期阶段”。此前，佐治亚理工学院已退出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项目。

与此同时，包括中国多所大学的实体名单还在不断扩大。 2024年5月9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宣布修订美国出口管理条例（EAR），在实体清单中新增37个实体。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榜单上名列前茅。

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限制也与“安全”有关。 BIS给出的理由是，中科大收购并试图收购原产于美国的物品，以支持中国量子技术能力的提升[7]。

在中国，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引进也有所放缓。今年教育部更新的中外合作办学名录中，仅批准了6个新项目。这一数字远低于2023年启动的59个合作办学项目和2022年启动的66个合作办学项目。

这方面源于质量要求。 2022年，我国本科及以上合作办学项目将超过1300个，数量并不稀缺。 2018年和2019年，教育部还依法批准终止286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从统计上看，我国双一流大学的中外合作项目集中在STEM专业和经济管理专业。在STEM跨境合作日益敏感的今天，这些相对优质的项目可能会在合作中受到阻碍[8]。

另一方面，政治气候的变化也影响中外合作项目和机构的生存，而且这不仅限于中美两国。中澳关系一度陷入冰点。 2019年之前，澳大利亚在华设立了100多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然而此后，即使2022年后两国关系有所缓和，获批的合作办学项目也寥寥无几。

在众多中外合作项目中，有12所中外合作大学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今年获批的香港城市大学（东莞）是其中最新成员。

与其他合作项目相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学院或中心、联合机构具有较高的自主权。他们在自我选择和自我任命的管理层下运作，并有权签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除全国统一招生办法外，还有自主招生的特权。一些联合院校既授予国内学位，又授予国外学位，必须经过国外相关协会的认证，因此中国在学术和管理方面的干扰会较少。

然而，这种自主权也因机构而异。根据《高等教育内情》（高等教育内部），虽然外国合作伙伴经常坚称他们保持完全的学术控制，但他们可能没有资源和意愿在管理上保持平等，而且管理由中方主导。这更像是像麦当劳那样的特许经营，采用外国材料和技术加上中国生产[9]。

像纽约大学和杜克大学这样的名牌顶尖大学不会放弃对其教育项目或海外运营的控制，因为这样做的公共关系劣势太大。但很多非名牌大学的模式会更接近特许经营。

一些教师认为，在这种管理模式下，学术自由受到挑战。一位中外合作大学的讲师表示，美国教师习惯于在院校管理中拥有发言权，但中国管理者是家长制，学校管理架构中没有教师的地位。另一位讲师提到，他因在课堂上的言论而受到中国管理人员的训斥[10]。

2018年至2019年，美国在华留学生人数仍超过1万人，但2020年至2021年下降至382人，疫情过后仍没有太大恢复。对于老师来说也是如此。 “疫情发生后，一些在联合办学机构工作的外籍教学研究人员出于多方面考虑，推迟回国，有的直接辞职。”一位研究员介绍到《知识分子》。

昆山杜克大学前常务副校长丹尼斯·西蒙探讨了2021年中外合作大学面临的问题。随着中美紧张关系加剧，有人怀疑美国会关闭校园，也有人怀疑中国将关闭校园。没有人能说清楚。校园运营始终夹在中美两国之间，笼罩在不确定性的迷雾中[11]。

11月，杜克大学校长文森特·普莱斯表示，杜克大学领导层“必须保持清醒”，考虑是否与当地合作学校续签合同至2027年。在地缘政治压力下，建设和运营中外合作院校已成为一个难题。

“如今，全世界似乎都在密谋让这类项目变得非常困难。”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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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4）。中外合作办学监管信息平台。 [2] 佐治亚理工学院新闻中心。 （2024 年9 月6 日）。佐治亚理工学院退出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 [3] 信息参考资料。 （2024 年9 月7 日）。佐治亚理工学院合作伙伴将中国军方列入黑名单。[5]纽约时报。 （2024 年9 月）。 23）。在军事恐惧中，美中研究关系面临新威胁。[6]中共特别委员会。 （2024 年9 月23 日）。 Moolenaar、Foxx 揭露美国大学研究援助中国军事。 [7]联邦公报。 （2024 年），5 月14 日）。将实体添加到实体列表。[8]大学世界新闻。 （2024 年5 月29 日）。国际合作的减少反映了跨国教育重点的变化。[9]战略国际研究中心。 （2021）。即使紧张局势加剧，中美合资大学仍有空间。[10]高等教育内部。 （2023 年7 月6 日）。美国在华分校面临的挑战更加复杂。[11]外交关系委员会。 （2021）。合资大学在中国的作用[网络研讨会]。